嘻嘻哈哈

我想，若是以后我再回想这个冬日的话，一首叫《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老歌是很适合作为我一开始的回忆背景的： 　　车来车往，车来车往 　　最后你是否看见天使在飞翔 　　月儿高高，黑夜很长 　　空气中吹拂着命运的方向…… 　　命运有没有方向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这一季的冬注定是寒冷而苍白的！ 　　这样的冬日，我总是感觉有一股挥之不去的软雾丝丝缕缕地笼罩着这个城市，就像一团巨大的阴霾。这是一个多事之冬。印度洋大海啸致使三四十万人死的死、伤的伤，要么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要么家园被毁、无家可归。那电视里播出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报纸上大篇登载的是某某飞机因大雾被延时一个晚上，改在另日起飞的报道，大量的旅客滞留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无聊而无奈。收音机里播放的则是某某高速公路某某段因大雾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交警正赶到现场进行协调处理。每次听到这样的新闻，看到这样的消息时，我就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受害者、受难者。 　　我想，这个冬天是无可救药了。它一天到晚不是冷雨，就是薄雪，再要么就是雨夹雪。从早上落到晚上，不知疲倦。连阴天都很少出现，更不用说阳光灿烂的晴天了。这萎靡不振的鬼天气，让人也打不起精神。 　　这个冬日是我所经历的最寒冷的冬日。尽管市里的大小报纸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提示这个冬季是暖冬。我还为此乐了好一阵子。但事实却让我乐不起来。冬天还是照常的冷，还比以往的冬天更冷。我甚至还感觉到连街边的树木都紧紧地抱在一起。在这样特别寒冷的冬天，我常常是在难得的双休日早晨蜷伏于被子里，连哈欠都懒得打一个。睁眼看看窗外，白茫茫的一片，我知道，今天又是一个大雾天。 　　以前，我是不怎么睡懒觉的。那时，我住的地方离单位较远，搭车不但要转车，下车后还要走路，很费神，就干脆选择了步行。报纸上说，步行是最好的锻炼方式，是一种有氧运动。还说，每天最好步行5公里。于是，我就决定步行上班。每天6点多准时起床，匆匆洗刷完毕后就踏上市里新建的最现代最宽阔的街衢，在街边买两个包子，边走边啃。路过市政府和市委，再转个弯，眼前就出现了我最心仪的、位于城市中心处唯一的一家公园。公园里有一座高山，是我每天“必登高”的好去处。到山上进行晨练的人很多。跑步的。打太极拳的。跳舞的。扭秧歌的。尖起噪子唱歌的。拉二胡唱京剧的。挑担卖豆腐的。推小货车卖老面馒头的。每次我一走上通往这座高山的山径时，我就倍觉神清气爽。在无人经过时，我甚至还会一路高歌几句助兴登山，或是拈一曲歌子不紧不慢地荡下山。我那时特喜欢唱韩磊的《向天再借五百年》，我总觉得那歌特别有气势、有激情。现在，这首歌仍是我每次到歌厅Ｋ歌时的保留节目之一。 　　现在，我因工作调动离上班的地方近多了，也不必每天再登山了，也就一路无语了。上班比以前也忙了许多，案头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文件、材料和表格，常常是忙得经常到了下班时间还没有意识到。而且，晚上原来用于搞写作和阅读的时间也被每天上班时没忙完的各种工作“无情”地挤占了。睡前再想看一小会儿书，可眼睛却不争气了，不是这只跳，就是那只扯，那书上文字此时也活蹦乱跳了起来，像在打架似的，无奈只得合眼睡了。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床头的手机一个劲地唱响了。 　　一接竟然是个打错了的电话，可这个烦人的电话把我的瞌睡虫全都赶走了。没办法，只得匆匆起床了。老婆小梳子还在睡，我没有惊醒她，她在双休日睡懒觉时总是不吃早餐的。 　　我在穿好衣服草草洗漱完后，照例打开了每天必听的收音机，电台里正在播放一首阿桑的《温柔的慈悲》： 　　你温柔的慈悲 　　让我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 　　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 　　阿桑真是个好歌手，她的嗓声也挺适合唱这种忧怨苦情的歌，让人听了不知不觉地就觉醒在了歌声所营造的意境里。我还想继续听下去，可这时不争气的肚子又在向我敲警钟了。我只得走向楼下的一家米粉店，要了一小碗米粉。再才回到家里继续构思我近两个月都没完成的一个中篇《安子寡妇的死亡》。可提笔刚写两小段，心里不知怎的就突然涌上一种很落寞的感觉，想了许久都没能把短短的一小段写完。 　　心情一不好，再好听的音乐也就不好听了。干脆走进大雾中，走到楼下的大市场里，去感受那人潮如涌的热闹。身边的人行色匆匆，都在各忙各的。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他们根本就没注意到此时有个为写小说绞尽脑汁的人正站在大雾里，站在喧闹熙攘的人群里，也没有谁会在乎某一个人的落寞，与他们无关的落寞。 　　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回过神来。我走过汽车站前的那条大街，到汽车站旁的一个报摊上买了两份报纸。打开报纸，只见报纸头版赫然写着： 　　追加38万元　缉拿五大毒贩。 　　儿童食品　两成多不合格。 　　印尼一客机　在稻田里爆炸。 　　日本政府修宪　允许女性当天皇。 　　印度防范艾滋病　卖酒须送安全套。 　　翻翻报纸，世界的动荡不安就一点一点地通过这小小的一些文字渗透进我的视线我的思想。 叔叔，你掉的10元钱！身后传来一个童稚的声音。给你—— 　　哦，谢谢—— 　　我接过他递过来的钱时，才认出他竟然是楼下搬过来不久的新人家。他叫亮亮，他父亲叫老蔡，是个摆水果摊生意的，他们一天到晚弄不了几个钱，日子过得挺辛苦的。我曾为了写个短篇到他家去过两次。 　　你不是叫亮亮么？ 　　他点点头说，我是叫亮亮。你就是住在我家楼上的那个作家叔叔吧！ 　　对于他赐给我的“作家叔叔”我是不敢贸然接受的。就笑着对他说，我不是什么作家叔叔，以后，你见了我叫徐叔叔就行了，我姓徐—— 　　好。 　　这时，他的姐姐小红手里拿着一串冰葫芦跑过来对他说，亮亮，这个冰糖葫芦是给你的。走，我们早点回家吧，去迟了爸爸妈妈肯定会骂我们的！ 　　你们想要吃点什么的话就说，我给你们买！ 　　不，谢谢徐叔叔了，我有它就行了！ 　　亮亮高举着那串冰糖葫芦说。之后，他和他姐姐手拉手就向对街走去，向他们的家走去。 　　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我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他们简陋而贫寒的家。那天，我到他家做过一次简单的访谈，其实也说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访谈，就是在回家时顺便到他的家里坐了坐。 　　那次，我们也没谈得不怎么投机，因为他们的不擅言辞，也因为他们的拘束。也许是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算得上是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吧。他们总是我问一句他们就答一句，说完就嘿嘿地笑着说，你还有什么就问吧。见他们都十分忙，我只好说，差不多了，下回如果还有什么要麻烦你们的我再来不迟，这回真是谢谢你们了！谢什么，我不过说了几句话而已，没什么好谢的。说完就嘿嘿地笑着送我出门。小红，去帮你妈妈切菜。亮亮，你快去把过道里的灯打开，别让这位作家叔叔摔着了！他身后的那个一直在玩“奥特曼”模具的小男孩就飞速跑出去，抢在我前面为我开灯。 　　我于是就知道了这个可爱的小男孩叫亮亮，他的姐姐叫小红，我在下班回家时还曾碰到过他们几次。每次，他们都是手牵手回家的。每次，他们见到我时，总甜甜地冲我喊，徐叔叔好——徐叔叔下班了吧—— 　　我把报纸卷好装进裤子口袋里时，亮亮他们已经走到了斑马线的路中央，那串红红的冰糖葫芦仍举在他手上。 　　此时，已临近中午，浓浓的大雾已慢慢散去，世界在此时才肯呈现她本身的面貌。可太阳却仍然不愿意出来，想必它也在睡大觉吧。这一季的冬，太阳都总是懒洋洋的，打不起半点精神。但亮亮的笑脸却像阳光般明媚，特别是他身穿的那一身红色校服，远远地看去就像一堆燃烧的火焰。 　　但令人痛心的是，那一小堆火焰还没移出大街就消失了，在“戛——”的刹车声中忽的消失了。 　　一辆公共汽车向他们急驶而来。走在小红前面的一位妇女情急之中狠拉了小红一把。由于用力过猛，小红和亮亮拉着的手松开了，永远地分开了。没有姐姐小红拉着手的亮亮眨眼间就倒在了地上，红的血和白的脑浆抛了一地。 　　我吓呆了，不自觉地高喊，亮亮—— 　　可亮亮再也听不见了，他再也无法听见我的呼唤了！ 　　两边的各色车辆都停了下来。被一个好心人从生死线上拉了回来的小红更是吓得脸色惨白。她吓得站在一边大哭，不敢去看她的弟弟。 　　认识小红的一位妇女就对她说，你快回家去把你的父母叫来—— 　　小红飞快地跑开了。 　　我的脚步机械地向亮亮尚有些温热的身体一步一步地移过来。 　　一个个活泼幼小的生命转眼间就没了。宽阔的大街竟容不下一个小小的身体通过。 　　弟弟死了——弟弟他——死了—— 　　脸色苍白的小红气喘如牛地跑到她父亲老蔡的小摊，上气不接下气地哭着说。 　　老蔡正准备去进货，开始还以为她在闹着玩，就没怎么在意。 　　弟弟他——真的死了——他刚才被汽车撞死了—— 　　胡说，亮亮好好的，怎么就死了—— 　　老蔡说完就冲小红扇了一巴掌。 　　哇——我说的是真的嘛，不信你就到汽车站前去看，他就是在那里给车撞死的！你干嘛打我—— 　　见小红的样子并不是闹着玩，老蔡这下才意识到了问题的重要性和真实性。他脸色一沉，凶凶地问，小红你刚刚说的可都是真的？ 　　小红哭着点头说，是真的嘛——在汽车站—— 　　老蔡立即跳下人力车，三步并作两步跑向汽车站。小红就站在站在小摊面前呆呆地哭，小小的肩膀一耸一耸的。 　　老蔡心急火燎地赶到了出事地，见到了他的亮亮的尸体竟像个女人似的嚎淘大哭了起来。我站在一旁，不知道该怎么去劝他、安慰他。 　　一个人揭开了包裹亮亮的小毛毯，我才看见了最后的亮亮。他的头已破，有干了的血块留在他面目全非的脸上。我想我不该去看亮亮最后一眼的，他在我的心中，应该是活泼的样子和可爱的笑脸。 　　亮亮的惨状让我想起了我曾在一本画报上看过的一片图片。那是一张记录了哈马斯民族精神领袖亚辛被人炸死后的图片，他死后的惨相与我眼前的这个人一模一样。 　　我真不该看那一眼的，这一眼注定的我和亮亮之间的距离——生与死的距离。 　　有尖叫的警车驶来。